第七节 王敦起兵

来源:第6百科网 时间:2020-11-21 属于:谢安
  •   建康是孙吴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六朝的都城。这座城东倚钟山(紫金山),西踞石头山(清凉山),相传诸葛亮有"踞"的赞语。东晋南朝时,建康 城在今玄武湖南,南城墙距秦淮河约有五里,西城墙距长江也有相当的距离。城中还有台城,宫殿官署都在台城里面。城西的清凉山有座石头城,石头城负山面江, 西南面即秦淮河入长江之口,形势极为险要。当年孙权在这里筑城,显然是作为江防要塞的。秦淮河边上另有西州城,是扬州刺史的治所。它的东面有东府城,是宰 相和扬州刺史的府第所在。这些城起先都是土城,从东晋末年到南齐,逐渐改用砖砌,才愈显得气势宏伟(隋灭陈,把建康城拆毁,现存的南京城墙系明初所建)。

      历史地看,建康城不论造得如何坚固,它的安危存亡却是取决于上游的形势。如果对手掌握了长江中游的重镇,建康就很容易变成危城,从晋初王濬楼船下益州,到清代太平军从武汉东下破江宁,无不如此。东晋南朝于此也有教训,最早是见于晋元帝时的王敦叛乱。

       王导、王敦堂弟兄两人,本来一内一外,辅佐晋元帝,以稳定半壁江山的统治。但是,一个家族的权力太大,总是帝王所不愿意看到的。所以,元帝即位后,就重 用琅玡王幕府中的两个旧人,以刁协为尚书令,刘隗为侍中。这两人受到重用,更是处处维护皇权,以抑制大族。对此王导有些不满,但也没说什么。王敦却从荆州 上疏,委婉责备元帝食言,希望他能始终信任王家。

      大兴四年(311年),朝廷任命戴渊为司州刺史、镇合肥,刘隗为青州刺史、镇淮阴, 这表面上是要加强北部边防(北方石勒),实际上却是针对王敦而来。在任命两人的前两个月,元帝还采用刁协的建议,下诏将中原南迁百姓在扬州各郡沦落为大族 "僮客"的人免除其僮客身份。所谓僮客,就是家奴。免除僮客身份,就是让这些人恢复他们平民百姓的地位,这无疑损害了大族的利益,也不免会受到大族怨恨。 但是,东晋政府采取这措施,并不是为僮客着想,而是要把他们从大族手里挖出,用他们来为自己服兵役、劳役。据王敦起兵时上疏中的"今便割配,皆充隗军"两 句看,这些人以后都被拨到刘隗部下服兵役去了。《晋书·戴若思传》(渊字若思,《晋书》因"渊"字犯唐高祖讳,称字不称名)也说:"调扬州百姓家奴万人为 兵配之"。由此可知,当时好不容易从北方逃出的人,到了江南,不是被逼为奴,就是被迫当兵,不管做什么,都是受苦受难。

      永昌元年 (322年),王敦以讨伐刘隗为名,在武昌(今湖北鄂州)起兵,声称"隗首朝悬,诸军夕退"。兵到芜湖,他又上表指斥刁协。王敦起兵时,沈充也在家乡吴兴 (今浙扛湖州)起兵响应,王敦即任沈充为大都督、督护东吴诸军事。元帝得讯大怒,下诏讨伐王敦,命戴渊、刘隗两军人卫建康。

      王敦叛 变,建康城里处境最难的是王导。他每天一早就率领宗族二十多人到宫门口请罪,等候发落。刘隗到了建康,与刁协都劝元帝把王氏全族处死。元帝虽未允准,但究 竟应该怎样对待王导,他一时也在犹豫不决。在这个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尚书左仆射周顗。周顗进宫见元帝时,王导见了,喊他道:"伯仁(周顗字),我全家百 口的性命都拜托你了!"但周顗头也不回就进了宫。王导以为他没有相救之心,非常不满。但是他见了元帝,却极言王导忠诚,不能治罪。元帝被他打消了疑虑,才 又召王导进宫,表示对他完全信任。

      三月,元帝发布诏书,称赞王导是能够做到大义灭亲的忠臣,任命他做前锋大都督,命周札守石头城,刘隗守江中蒲洲上的金城;另外,使甘卓都督荆、梁二州诸军事,陶侃领江州刺史,以攻击王敦的后方。

       王敦的兵从芜湖到建康,沿江而下不足二百里,很快就兵临城下。他采纳部将杜弘的计,首攻石头城。杜弘了解周札为人刻薄寡恩,士卒不肯为他所用,所以石 头城不论如何险固,却是最好攻取的地方。果然,杜弘兵到,周札无法抵抗,只得投降。元帝命刁协、刘隗、戴渊等反攻,想夺回石头城,都大败而归。

       一战结束后,王敦放纵士卒劫掠,建康大乱。元帝身边只有一位安东将军刘超领兵侍卫。元帝气愤道:"要我的位子,早点说好了,何必把百姓害得这等模样!" 他派人向王敦传话:"公若不忘本朝,就此息兵,天下还可以维持。如其不然,联当仍归琅玡旧邸,以避贤路!"他已做好了被废黜的准备。

      刁协、刘隗狼狈不堪地来见元帝。元帝痛哭流涕,令两人赶快逃走。刁协年老,马也不会骑,随从又都逃散,他逃到江边,就被人杀了。刘隗则逃往后赵,后来在那里官做到太子太傅

       王敦并不废黜元帝,但这个皇帝也只是徒具名义,朝中任何事情都由王敦作主。周顗、戴渊,一个汝南安成人,是来自北方的有声望人物;一个广陵人,是东南本 土的俊彦。这两人都有一个特点,同王敦说起话来,针锋相对,不肯屈服半点儿。王敦正要做些事情压服众人,便把两人杀了。

      但这两个人又 是有所区别的。戴渊是领兵防范王敦的将帅之一,当然难逃一死。周顗只是言语不让人,属于态度问题。当时王导若肯劝阻,王敦很可能会罢手。无奈王导不知道周 顗曾救过他,只记得宫门前喊他不受理睬的情形,便一声不吭。后来王导见了有关文书,悔恨莫及,流泪道:"我虽不杀伯仁,伯仁由我而死!"这两句话以后传为 成语,出典就在这里。

      王敦之所以能一举攻下建康,很重要的一点是后方没有发生问题。元帝曾命甘卓、陶侃攻击他的后方,但是远水不救近 火。因命令要传到王敦军的后方给甘卓,这很困难,也来不及。而陶侃更远在广州,根本无法驰援。当时的处境,关键在甘卓能否积极主动地"勤王"。他若能以襄 阳之众由汉水顺流而下,直达夏口,再东进拊武昌(今鄂州)之背,就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平定王敦的叛乱。王敦当然了解这点,但他之所以敢放胆行动,是因甘卓 事先答应过要同他合作。《晋书·甘卓传》说,甘卓内心不以为然,答应合作是假的,但这并不可靠。因为从甘卓的行动看,像是犹豫不决而敷衍一下。王敦起兵上 了船时,等甘卓不来,他就派人去催,而甘卓却派人劝他不要发兵。这一着使王敦吃了一惊,他便连忙要使者向甘卓许愿,答应事成之后,给甘卓升官。使者回报 后,甘卓仍不采取任何行动。有人劝他,先答应王敦,等他到了建康,再起兵讨伐。他又不肯,说以前先从了陈敏,再又把他推翻,人家说我是为了自身的安危而倒 来倒去,心里一直觉得不安,现在不能重蹈覆辙!他这样的话是说了不少,可实际行动则半点都没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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